资讯

What are These Stories for? A Rhetorical Ecofeminist Revisit of the Binary Mazes in the Ecological Film Series Avatar

本研究源于对詹姆斯·卡梅隆导演的《阿凡达》系列电影的观察。该系列虽以突破性的视觉效果闻名，但其环境呈现却饱受争议。在生态电影（eco-cinema）兴起、西方商业电影对塑造环境伦理影响日增的背景下，论文旨在重新发掘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在环境传播研究中的潜力。生态女性主义关注环境问题与社会正义（尤其是性别、种族等）的交叉点，与电影生态批评的目标高度契合。然而，生态女性主义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影响力下降，其分析框架的价值被忽视。

本文因此选择从生态女性主义的独特视角切入，深入剖析《阿凡达》系列的银幕修辞叙事，旨在揭示电影在性别、暴力、母性和原住民表征等方面存在的修辞性疏漏（rhetorical elisions），论证这些疏漏反映出电影在“不加批判的平等”和“不加批判的反转”之间摇摆的“第三空间”，批判其表面上挑战父权制和环境剥削，实则延续了父权意识形态下的不平等，从而重新凸显生态女性主义视角的重要性。

论文的理论基础建立在生态电影、电影生态批评和生态女性主义的相关研究之上。

生态电影旨在提升公众环境意识并推动可持续发展行动，区别于传统环保电影。电影生态批评提出了如生物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等框架来挑战人类中心主义，但作者指出这些“中心主义”概念本身可能存在等级化问题，未能彻底摆脱二元思维。生态女性主义则致力于批判传统权力等级制度，解构二元系统（如文化/自然、男性/女性、心智/身体、人类/非人类）对女性和自然的压迫，强调生态系统各元素的内在价值和相互关联性。然而，生态女性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被标签化、误解（尤其被指责为“本质主义”）等问题，其在媒体研究中的应用有待深化。

本研究特别采用了普卢姆伍德（Val Plumwood, 1993）的生态女性主义批判框架。普卢姆伍德梳理了生态女性主义中的几种倾向：其一，“不加批判的平等”主张消除性别等二元区分以实现平等，但可能忽视差异性和深层次社会不平等；其二，“不加批判的反转”（常由激进文化生态女性主义者倡导）强调女性与自然的本质联系及女性关爱自然的责任，但存在本质主义假设和同质化女性经历的风险；其三，“批判性肯定（Critical Affirmation）”（普卢姆伍德所推崇）则挑战将女性-自然联系作为从属基础，倡导对女性身份进行“批判性重构”，并批评后结构主义消解性别身份可能导致新的相互依存关系。

此外，论文引入了基尔（Gear, 1993）的“叙事缺失（Narrative Absences）”概念，该概念强调在理解和评估象征性行为时，缺失与存在同样重要，通过省略的修辞策略排除某些元素或视角在意识形态上意义重大，这为本研究审视电影中被忽略的内容提供了关键视角。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采用了文本分析（Textual Analysis），聚焦于《阿凡达》系列电影的银幕叙事和修辞策略。分析以普卢姆伍德的生态女性主义批判框架（尤其是“不加批判的平等”、“不加批判的反转”和“批判性肯定”概念）作为核心理论透镜。同时，运用基尔的“叙事缺失”概念来关注电影在特定主题表征中的遗漏、简化或刻板化。分析主要围绕性别表征、母性隐喻和原住民表征这三个维度展开，旨在通过这些维度揭示电影文本背后的意识形态问题和修辞疏漏。

研究结果从三个关键维度揭示了《阿凡达》系列在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的深层问题。

在性别表征方面，女性角色（如格蕾丝·奥古斯汀博士）的塑造表面上挑战了传统刻板印象，但实则落入“不加批判的平等”框架，复制了父权权力结构，未能触及性别歧视的深层复杂性；男性角色（如夸里奇上校）则被简化为与暴力紧密相连的符号，电影的复仇叙事更美化了暴力，陷入正义暴力对抗非正义暴力的二元逻辑困境。

在母性隐喻的分析中，电影体现了普卢姆伍德指出的两种问题倾向：一方面，通过伊娃（Eywa，自然女神）的形象强化女性与自然的本质联系（“不加批判的反转”），将生态保护的责任过度赋予并局限于母亲角色；另一方面，罗娜尔（Ronal）作为怀孕战士的角色虽打破了传统柔弱孕妇形象（看似体现“平等”），但要求女性同时承担战士和母亲双重角色的设定，陷入了父权制下对女性的压迫模式（“不加批判的平等”的负面体现），简化了女性经历，忽视了工作与母职的双重负担。

关于原住民表征，核心情节（人类杰克·萨利转变为纳美人领导者）是典型的“白人救世主（white savior）”叙事，强化了种族刻板印象，损害了原住民纳美人的自主权和能动性。运用基尔的概念，电影存在明显的“叙事缺失”，未能充分展现纳美人自身文化的复杂性、政治决策过程和社会结构。这种表征模式反映出新殖民主义倾向。

综上，论文核心结论指出，《阿凡达》系列在性别、母性和原住民呈现上的修辞疏漏，延续了结构性不公正和社会压迫，其叙事在试图挑战现有秩序时，摇摆于“不加批判的平等”和“不加批判的反转”之间，未能达到普卢姆伍德提倡的“批判性肯定”，这些疏漏共同揭示了电影潜藏的父权制和（新）殖民主义意识形态。

作者也认识到本研究存在局限：分析主要集中于电影文本本身，而忽略了电影制作和发行过程中的物质实践对环境的影响，例如《阿凡达》制作过程中的高碳排放、相关主题公园建设运营对生态的潜在破坏等未得到考察。

基于此，论文提出了未来研究的展望：首先，研究范围应拓展到电影产业的整个链条（制作、发行、放映、衍生产品开发等），以全面评估其环境影响；其次，研究方法应多元化，可结合定量分析或进行受众反馈调查，探究不同群体（如不同性取向、性别认同、文化背景的受众）如何理解和接收电影中的生态女性主义信息及批判；再者，分析中需要纳入更多交叉性维度（如阶级、性取向、地域等），进行更深入、更全面的批判；最后，应深入探讨好莱坞电影产业高度商业化与环境传播目标之间的复杂张力，思考如何利用可能本身不利于环境保护的媒介技术（如高能耗特效、全球发行网络）来有效进行环境传播，回应论文引言中提及的生态电影兴起背景下的关键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