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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3月，全球环境治理呈现多维图景：欧美多国围绕气候政策展开密集调整，清洁技术研发持续攻关，极端生态事件频发催动科学界行动；中国在可再生能源布局与区域生态保护领域稳步推进。从德州野火到云南珍稀植物发现，从美国环保署（以下简称EPA）法规修订到中巴湿地合作——我们为您简要梳理本月关键环境动态，并重点聚焦EPA政策转向。

1、重新定义使命。EPA局长李·泽尔丁（Lee Zeldin）宣布将机构使命从“环境保护”转向“降低企业成本”，并计划废除包括《清洁电力计划》、汞排放限制、温室气体监管依据等数十项法规（《纽约时报》《卫报》报道）。

2、冻结气候补助金。EPA宣布终止一项总额达200亿美元的气候与环境正义资助计划（《纽约时报》报道）。

3、EPA关闭科研部门与大幅裁员。美国政府要求各联邦机构配合政府效率部确定裁员目标，在3月13日前提交大幅裁员计划。其中，拥有1.7万名员工的EPA计划裁员65%，可能导致千名科学家被解雇（《纽约时报》《卫报》《新华社》报道）。

1、政策转向与法律基础的动摇。EPA自 1970 年成立以来，始终是美国环境治理的核心机构。其历史使命从尼克松时代的 “保护公众健康与环境”，到里根时期强化危险废物监管，再到奥巴马时代将气候变化纳入监管框架，逐步构建了覆盖空气、水、土壤、化学品等领域的法规体系。例如，1972 年《清洁水法》禁止工业废水直排，1990 年《清洁空气法修正案》推动酸雨治理，2009 年 “温室气体危害认定” 成为气候政策的法律基石。然而，EPA 的改革直接动摇了这一制度根基。

2、环境正义与社会公平的倒退。总额达200亿美元的气候与环境正义资助计划，旨在支持清洁能源和环境保护项目，特别是帮助弱势社区减少碳排放。由于这些项目的直接受益者主要是低收入和少数族裔社区，该资助计划也被认为是环境正义政策（Environmental Justice Policies）的一部分。EPA关闭环境司法办公室、终止气候补助金计划，直接冲击了弱势社区（非裔、拉丁裔社区等）的环保权益。这些社区长期承受更高污染负担，例如因靠近工业区而面临哮喘、癌症等健康风险。气候补助金计划的冻结切断了清洁能源项目对弱势群体的支持，加剧环境不公。

3、科学信任与治理危机。EPA解雇千名科学家、关闭科研部门，标志着对科学共识的公开否定。特朗普政府长期质疑气候变化科学，而此次行动直接切断了政策制定的科学基础，例如撤销关于野火、干旱与污染关联的研究支持。此外，EPA重组科学顾问委员会，可能使行业利益集团主导标准制定。科学能力的削弱将导致环境政策缺乏数据支撑，加剧决策的短期利益导向。例如，放宽电厂排放标准可能短期内降低能源成本，但长期增加公共卫生支出（如呼吸系统疾病治疗）。这种“反智主义”治理模式可能动摇公众对政府机构的信任。

西方多家媒体聚焦 EPA 政策转向对公共健康、环境正义及气候治理的破坏性影响，批评政府背弃科学与公众福祉。媒体报道主要关注以下三个方面：政策核心举措、直接影响与后果、政治反应（两党对立加剧）。

泽尔丁的环保局正在把美国拖回到《清洁空气法案》颁布之前的时代，当时人们因污染而死亡。（《卫报》采访社会组织 “妈妈清洁空气力量”）。

这是环保局历史上最灾难性的一天，完全放弃了保护美国人健康和福祉的使命。（《纽约时报》采访前EPA局长吉娜·麦卡锡）

废除危害认定使美国失去限制碳排放的法理基础，极端天气将更频发。（《华盛顿邮报》采访非政府组织“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高级策略师兼律师戴维·多尼格）。

共和党方面普遍支持EPA的举措，认为该计划是一项“浪费纳税人资金的自由派政策”；民主党方面则强烈反对该决定，认为这是共和党政府破坏气候政策的一部分。（《纽约时报》报道）

中国多家媒体关注政策的经济动因及长期社会影响。一方面，分析政策的底层逻辑，即特朗普政府通过“去环保化”降低制造业成本，提振美国的制造业。另一方面，对长期社会影响进行分析，认为这一系列变革会削弱气候行动，还会导致地方环保松懈。但也认为，极端政策忽视美国社会环保共识，未来或因公众诉求回调。

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去环保化”降低制造业成本（如电力、工业排放成本），提升美国经济竞争力（《澎湃新闻》引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元玲）

联邦层面的巨大变动也或将影响到某些地方上出现环保松懈或者倒退。（《澎湃新闻》引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气候研究院主任戴凡教授）

特朗普忽略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生活的追求，而这些意识和立场已经在过去半个多世纪被千千万万美国人所共享，所以，早晚有一天，他的这些政策还是会被推回来，钟摆效应还是会再次显现。（《澎湃新闻》引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元玲）

1、动摇全球气候治理框架。EPA撤销2009年「温室气体危害公众健康」的科学认定，直接抽离了美国联邦层面管控温室气体的法理依据。这一认定原本是《清洁空气法》下气候政策的基石，也是美国履行《巴黎协定》的核心工具。撤销后，温室气体不被视为“危害物”，EPA无权要求企业减排，美国在气候议题上的国际承诺将沦为空洞口号，导致欧盟等盟友质疑其领导力。

2、冲击全球绿色产业转型。EPA放宽油气废水处理限制、支持燃煤电厂运营，直接降低了美国化石能源生产成本，这种低成本优势将刺激美国扩大化石能源出口规模，可能延缓全球能源转型进程。例如，美国低价液化天然气持续输入欧洲市场，导致欧盟钢铁、化工等高耗能行业更倾向使用廉价化石能源，而非投资可再生能源设施，延缓“绿色新政”设定的2030年减排55%目标。

“青新地球”读书会通过梳理本周环境新闻事件报道，分析了近期环境新闻背后的复杂动因与深远影响。我们看到，美国环保署（EPA）正在发生系统性变化 —— 从使命重构到核心法规废除，从科研体系瓦解到环境正义倒退，不仅动摇了美国国内环境治理的根基，更在全球气候治理格局中引发连锁反应。这一政策转向暴露出环境治理中经济理性与生态伦理的深层矛盾：当监管松弛带来的短期成本降低以公共健康风险上升为代价，当企业利益优先于社会福祉，实则将气候危机的治理成本转嫁给了弱势社群与未来世代。美国正在发生的“重经济轻生态”的治理模式变化，也会加剧环境不平等与气候治理的脆弱性。

在全球气候治理的关键转型期，美国气候领导力的回退凸显了多极化时代治理体系的脆弱性。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南南合作框架下推动的绿色技术转移与气候韧性建设，为重塑全球环境治理格局提供了积极路径。这种兼顾发展权与生态责任的“发展型环境主义”实践，既突破了传统治理模式的路径依赖，也为构建包容性治理体系注入新动能。未来期待通过制度创新与技术赋能，在多元主体协同中寻找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平衡点，最终形成具有韧性的全球气候治理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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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周莲蓬

指导老师 | 纪莉教授